澳门金莎国内外育种速度差距30年:良种选育缓慢,谁之过?

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战役似乎正在中国种业市场上演。而主角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外种业巨头和“背水一战”的本土企业。

民族种业面临严峻竞争

来源:科学时报 作者:杨伟光

在6月4日召开的主要农作物DH工程化育种研究与利用联合体建设座谈会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育种创新上的巨大差距再次成为业内人士不得不说之痛。“国外种子公司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国内公司几年才出一个。”北京金色农华总裁李绍明称,“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得有30年。”

联合体各方分工明确,其中北京市科委负责总体规划、组织和协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负责DH育种技术研究和应用,大规模创制玉米、蔬菜、小麦等作物有利用价值的DH系;种业企业应用DH系开展农作规模化育种和新品种的产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等负责联合体中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协调等工作。

来源: 三农在线?农民日报 作者: 李庆国;李海涛

DH育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选育出适宜作为强优势亲本的纯系,大大缩短育种年限,同时由于不存在基因间的显隐性作用,因此一些由隐性基因决定的性状便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是加速种质材料纯化、缩短育种年限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生物技术育种的两大支柱技术之一。杜邦先锋、孟山都等公司已把它作为玉米育种的重要方法。目前,全世界有250多个作物物种应用了DH育种,12个物种中培育了300多个来自于栽培种的DH系。

国外新品种培育速度很快,原因在于DH育种利用诱导系诱导产生单倍体植株,再通过染色体组加倍使植物恢复正常染色体数。“传统育种十几代才能筛选出稳定遗传的种子,双单倍体育种几代就能做到。”赵久然称,一个是在沙里淘金,另一个则是在金矿里淘金。

截至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通过协议将经过鉴定筛选出的2300多个优良DH系分发给了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由各企业予以广泛测配和组合鉴定,已在北京及全国多个省份多个生态区进行了种植鉴定,开始大量选育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种的强优势品种,已经得到了一批市场竞争力强、有重大应用前景苗头的新组合。

DH育种,育种技术的一匹“黑马”

面对跨国公司科技、资本的竞争压力,我国种业企业也意识到单靠从科研机构转让品种已不能持续保持市场竞争能力,纷纷开始自主选育新品种。然而,相对较少的研发投入使我国种业企业不能像跨国公司一样从育种技术、种质创新等基础研究开始。快速大量获得育种材料成为我国种业企业当前最急迫的需求。

“与其互相封闭隔离,让外国种子占领市场,不如互通有无,握成一个拳头,抢回丧失掉的市场份额。”李生有说。

“这是北京市科委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的创新之举。”北京市科委党组书记杨伟光说。

每个育种者依靠个人的观察、喜好和田间试验,从资源搜集开始,从头干到尾,形成了“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的育种组织模式,断层明显。科研与生产对接不好,选育出的新品种无法快速进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

“据我了解,美国的第三大玉米种子公司去年就全面停止了传统育种,改用DH育种。”李绍明说,他们很少对外宣传,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国外技术领先30年

优良的品种和优质的种子是保证农产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谁控制种子,谁就掌握了现代农业竞争的主动权。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国三大粮食品种中,小麦种子基本没有外资进入;水稻的杂交品种中目前开始有外资涉足;玉米种子受冲击最大,近几年来杜邦先锋、孟山都、先正达等国外种业巨头纷纷以其优势品种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先玉335”,在吉林省实际种植面积已达一半以上,在辽宁、内蒙古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作为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玉米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赵久然说:目前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第一大作物,有高产之王、饲料之王、加工原料之王“三冠王”之称。同时“由于玉米属碳4作物,其光合效率和增产潜力远超过水稻、小麦等碳3作物,因此是我国粮食增产的主力军。”形势逼人。赵久然认为,为了保障民族种业,必须要直追并赶上这些“巨头”们,否则就有可能重蹈“大豆”的覆辙。“与狼共舞”并不一定是坏事,它能促进国内种业发展,提高自身竞争力。由种质资源创新到优良品种选育,再到优质籽种繁育,最后到高产优质农产品生产,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籽种育种产业链”。科研单位的优势在于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创新研究,企业则具有将品种变成产品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放大的优势。然而现实情况是,科研单位选育的许多品种或因本身没有能力,或因不符合市场需求而没有在生产上种植推广,有些科研单位即使做了也是规模小难以大发展。而本应作为创新主体的种子企业,更是因为布局分散、数量多、规模小,开展科研方面的工作起步晚、底子薄、缺乏积累,研发投入从比例和数量上都远低于国际企业,导致了育种和技术创新能力低,与国际种业巨头抗衡的核心竞争力严重不足。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8700多家种子企业,但种子繁育销一体化、经营区域覆盖全国的只有100余家,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就更少。我国每年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约150个左右,省级审定品种近千个,其中90%以上由科研机构完成。
那么这“90%以上”的品种是怎样研发出来的呢?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科研育种工作大多数还采用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并且从资源搜集到选系、配组合,每个育种者从头干到尾,其中主要依靠育种者个人经验,因而形成了“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的育种组织模式,再加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虽然也选育出了一些优良品种,但大多都没有脱离开经验育种范畴,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用赵久然的话说,就是“人家是用网捞鱼,我们是每个人拿根鱼竿钓,运气好了也许会碰见条大鱼,一般情况下可能钓到的都是小鱼小虾,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空手而归。”
北京市科委党组书记杨伟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表面上看,我国育种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规模、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体表现为创新能力较低,其实质是科研院所较强的科技资源优势,与我国种业发展的需求未形成有效对接,与种子企业的市场放大优势未能充分整合。根本原因在于促进育种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的机制缺失,缺乏将产学研结合起来,实现共赢的内生性的载体途径。”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将传统的个体手工作坊式的经验育种逐步转变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的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式的工程化育种模式,使品种的选育从偶然变成必然。”赵久然说。

1.发达国家育种创新产学研结合的经验

目前,我国科研育种大多采用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一个人在‘种海’里一粒一粒地翻检观察选择,从资源搜集到选系、配组合,育种者都是从头干到尾。”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认为,“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是我国现有育种的组织模式,也是我国育种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差距更大的是育种技术,目前我国科研育种大多采用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李绍明形象地描述说,这就如同一个人在“种海”里一粒一粒地翻检观察选择,从资源搜集到选系、配组,育种者都是从头干到尾。

有好技术,还要有先进的育种组织模式

在国家层面,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生物种业已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北京市层面,籽种农业是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科技农业的基础;同时,北京聚集了全国实力最强的人才、种质等科技资源,每年选育的农作物新品种数量全国第一,推进籽种产业快速发展也是北京建设“首善之区”的应有之义。

来源:《科技日报》

李绍明认为,“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是我国现有育种的组织模式,也是我国育种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记者了解到,现在已有多家单位都开始了玉米DH育种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但大部分规模都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仍旧沿用传统的以育种家个人为主的单兵作战组织模式,还没有采用世界上先进的多部门联合流水线作业式的工程化育种模式。
而据赵久然介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已经初步形成了以DH育种技术为核心,综合运用“高大严”选系技术、IPT单株配合力测定选系技术、MAS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和不同生态区多点鉴定技术等,形成一种整体协同配合、优势互补、流水线作业的工程化育种组织模式。2006~2009年先后诱导了100多个国内外新优种质材料和有针对性组建的材料,已累计获得并种植鉴定50多万粒准单倍体籽粒。通过加倍和筛选鉴定,已获得有良好利用价值的DH系6000多个。
“科研单位利用DH育种技术创制的DH纯系,是种子企业选配高产、优质强优势组合的宝贵材料;而科研单位每年数以千计地如此大规模创制出的DH系也需要有实力的科技型种子企业对其进行鉴定筛选和广泛测配,充分挖掘DH系的利用价值,将最有价值的DH系锁定和利用。”杨伟光说,正是由于优势互补的需要,一个科研与产业相结合的载体途径—DH工程化育种联合体诞生了。
联合体是在北京市科委指导下,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若干家有实力的种业企业以及中介机构组成,是以DH育种技术为载体,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结合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的工程化育种创新链,是北京市科委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的创新之举。
联合体各方分工明确,其中北京市科委负责组织和协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负责DH育种技术研究和应用,大规模创制玉米、蔬菜、小麦等作物有利用价值的DH系;种业企业应用DH系开展农作物规模化育种和新品种的产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等负责联合体中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协调等工作。
通过DH育种技术构建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联合体,可以使企业从科研院所获得大量的育种材料,为新品种培育的成功增添了大量砝码,同时也可改变企业从研究院所单一地购买品种的现状,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自身研发能力和竞争力。
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将经过鉴定筛选出的5000多份优良DH系通过协议分发给了金色农华、登海种业、中种集团、德农种业、沈阳雷奥、黑龙江省农科院、新疆康地等十余家种业公司和科研单位,在北京及全国多个省份多个生态区进行广泛的测配和组合鉴定。对此,金色农华种业公司总裁李绍明博士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对中国种业界巨大的、无私的奉献。DH工程化育种联合体的实施,有望在几年的时间就使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玉米育种水平的差距大大缩短。”
据悉,经过广泛测配和严格的鉴定筛选,已经有一大批优良组合在试验中表现出了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等突出优点,与郑单958和先玉335等对照显着增产,有望在今后几年陆续进入到推广应用阶段。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合肥丰乐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找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表达了想就玉米DH系进行合作选配的愿望。“相信这种新模式能够高效发挥育种平台成果的溢出效应,实现育种技术创新与生产需求紧密结合,与种子企业的市场放大优势充分整合,为民族种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赵久然说道。

我国目前有7600多家种子企业,但种子繁育销一体化经营区域覆盖全国的只有100余家,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就更少。我国每年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约150个左右,省级审定品种近千个,其中90%以上由科研机构完成。当前,我国种业企业布局分散、数量多、规模小,研发投入在比例和数量上都远低于国际企业,育种和技术创新能力低,种业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表现不强,自主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体现,支撑和引领作用不突出、不明显。

“继续使用别人淘汰的技术,我们只会越落越远,而使用DH育种,我们打算用5年时间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10年以内。”李绍明介绍,金色农华2004年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就DH育种技术进行合作。随后,在北京市科委的撮合下,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主要科研机构,包括种业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内的工程化育种研究与利用联合体成形。

据介绍,在3?5年内,联合体将创制DH系2万份以上,经鉴定筛选并提供给合作企业有利用价值的DH系6500份以上;选配杂交组合5.2万个以上,获得优秀组合100个以上;审定在生产上推广面积300万亩以上。

“美国杜邦先锋的‘先玉335’是按‘粒’卖的,而我们的玉米种子是按‘公斤’卖的,价钱要差上好几倍。”7月28日,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的一间会议室,中心主任赵久然用一个简单的对比,向记者描述了当前在国外种业巨头的冲击下,我国种业面临的激烈竞争。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安全粮食才能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种业竞争日益加剧的局面下,如何掌握国际上最先进的育种技术并加以创新,改变“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的传统育种模式,最终做大做强我国民族种业,已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部门、科研单位以及种子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

籽种产业是现代生物技术革命的主要产业形态,具有典型的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特色。积极联合产学研用各主体,探索、实践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模式、新机制,优化配置科学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社会资源,对加快生物育种产业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此时,北京市瞄准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地”,大力发展籽种产业,提出把北京打造成“农业硅谷,籽种之都”的目标。

杨伟光称,从现代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化链条来分析,籽种对农业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40%,在现代农业中发挥着首要的引领与基础作用,未来农业的竞争已经变成了种业的竞争,发展种业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在国家层面,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生物种业已经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植物首席育种专家Toneeson博士此前在《Science》上撰文指出,现代生物技术育种的两大支柱是基因工程育种和与分子标记相结合的加倍单倍体育种。
基因工程育种由于受到诸多问题制约,目前还难以有较大突破和大规模的普遍应用。而DH育种由于不存在生物安全问题,并且效率高、成本低、见效快,因此在世界上受到越来越多育种家的重视。
“通常利用传统常规育种方法选育玉米自交系,获得一个相对纯系需要6代以上,而利用单倍体育种方法一般只需2代,大大加快了育种进程,同时因技术‘所见即所得’,淘汰劣质性状基因力度加大,效果明显,加快了优良基因的积累。”赵久然说。
利用单倍体技术选育新品种是玉米育种发展的趋势。该方法目前已成为国外种业大公司如杜邦先锋、孟山都、先正达等公司作为玉米育种的重要方法,并称其为育种技术的“黑马”。目前,这些跨国种业公司在DH育种方面均采用大规模、高通量、流程化的选育模式,年获得的DH纯系数目至少都在5万个以上。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农业部、科技部以及北京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单倍体育种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上世纪80年代初就利用花药培养技术培育出了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小麦品种;在蔬菜方面利用小孢子培养选育出了多个蔬菜品种。在玉米方面,近年来引进国外DH育种方面的先进材料、人才和技术,经消化吸收后再创新,使诱导率提高到10%以上,加倍率达到20%左右,最高可达30%以上,与国外先进水平相当。”赵久然介绍道。

联合体各方分工明确,其中北京市科委负责总体规划、组织和协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负责DH育种技术研究和应用,大规模创制玉米、蔬菜、小麦等作物有利用价值的DH系;种业企业应用DH系开展农作规模化育种和新品种的产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等负责联合体中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协调等工作。

“我们嗷嗷待哺等待好品种,但是新品种出现得太?慢?了!”北京农科玉育种公司李生有拖长声音强调“太慢”两个字,表达自己的焦虑,“两手空空怎么和国外企业抢市场。”

“联合起来总比单打独斗强得多,也更有利于提升民族育种产业。”说这番话时,李绍明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板。

育种科研单位的优势在于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创新和利用,种业企业具有将品种变成产品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优势。当前,种业领域产学研结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科研机构向企业转让品种权,二是企业委托科研机构研究开发,三是共同申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这三种形式都存在组织形式松散、合作过程缺乏利益和信用保障机制等问题,难以形成可持续稳定发展的结合模式,难以形成研发牵动产业、产业构建市场、市场引导研发的良性循环,也就难以真正快速提升我国种业整体核心竞争力。

几十倍的速度差,让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种几乎淹没在进口种的冲击下。

为了加快北京种业的快速发展,解决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问题,北京市科委打造了DH工程化育种联合体。由北京市科委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种业企业以及中介机构组成,是以DH育种技术为载体,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结合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的工程化育种创新链。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成员权益,联合体对知识产权进行了清晰界定,科研机构从事育种材料的研发,享有育种材料的知识产权;应用科研机构提供的育种材料,种业企业开展自主的品种选育,享有品种的知识产权。同时,联合体还建立了育种信息系统,实行统一的评价标准和程序、统一的信息录入和发布。联合体成员可及时获得信息,提高透明度,减少重复评价,提高育种效率。

近些年,李绍明十分忧心被国外种业巨头日益蚕食的国内种业市场。但技术、市场、管理、研发、资金、营销手段等等的差距,却又令他经常陷入“堂吉诃德”般的苦恼。“像孟山都,差不多在南美每个国家的种业市场都占有50%以上的份额,而中国作为其全球布局中的一环,其规模优势根本不是国内的中小种业公司所能抵挡的。”

截至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通过协议将经过鉴定筛选出的2300多个优良DH系分发给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公司、山东登海种业股份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由各企业予以广泛测配和组合鉴定,已在北京及全国多个省份多个生态区进行了种植鉴定,开始大量选育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种的强优势品种,已得到一批市场竞争力强、有重大应用前景苗头的新组合。

2.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的意识和动力不强

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35%,而国内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可怜的0.8%。

技术联合体是产学研各方就产业共性技术问题开展合作攻关。与技术联盟等产学研结合模式相比,其目标更加明确、合作更加紧密、成果应用渠道更加通畅,各主体间利用分配和保障机制更加完善,是较高形态的产学研结合模式。

“我们与各单位之间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种质资源的流动对培育优势品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绍明说。

毋庸置疑,科研机构是当前我国育种研究的主要力量,但在每年推出的成百上千个新品种中,在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并不多。其原因就是新品种培育研究中成果导向大于市场引导,育种工作大多还采用传统的组织模式。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申明

北京市科委以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为载体,连续支持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引进国外DH育种方面的先进材料及技术,经消化吸收,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其中玉米单倍体诱导率最高可达15%,加倍率最高可达30%,具备了规模化应用的基础。2007年以来,先后诱导了100多个国外新种质优异材料和有针对性组建的二环系或群体创新材料,已累计获得并种植鉴定约50万粒单倍体籽粒。通过加倍和鉴定,已获得有利用价值的DH系6000多个。

面对跨国公司科技、资本的竞争压力,我国种业企业也意识到单靠从科研机构转让品种已不能持续保持市场竞争能力,纷纷开始自主选育新品种。然而,相对较少的研发投入使我国种业企业不能像跨国公司一样从育种技术、种质创新等基础研究开始。快速大量获得育种材料成为我国种业企业当前最急迫的需求。

2.种业领域产学研结合的载体途径选择

“DH育种是解决中国种业育种方式的必由之路。”李绍明说。

籽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保证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根本内因。控制种子,就掌握了现代农业竞争的主动权。从现代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化链条来分析,籽种对农业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40%,在现代农业中发挥首要的引领与基础作用。未来农业的竞争已变成种业竞争,发展种业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据他介绍,美国的杜邦先锋、孟山都等公司已把DH作为玉米育种的重要方法。目前,全世界有250多个作物物种应用了DH育种,12个物种中培育了300多个来自于栽培种的DH系。

措施:打造DH工程化育种联合体

DH工程化育种实现快速突围

  1. 联合体的工作成效及目标

“加快良种培育对保障国家安全意义重大,但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得有30年。”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绍明告诉记者,“国外种子公司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国内公司几年才出一个。”

在具体工作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利用DH技术对鉴定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材料进行大规模地快速诱导和加倍,获得大量DH系后,通过中介服务机构转移给种业企业,由企业开展广泛鉴定和测配,选育出有重要价值的新品种,然后根据约定申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和品种审定。

DH工程化育种联合体的推出令李绍明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增添了许多信心,“我们打算用5年时间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10年以内。”

问题:促进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缺失

DH育种就是利用诱导系诱导、花药离体培养等手段诱导产生单倍体植株,再通过染色体组加倍,从而使植物恢复正常染色体数的育种方法。DH育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选育出适宜作为强优势亲本的纯系,大大缩短育种年限,同时由于不存在基因间的显隐性作用,因此一些由隐性基因决定的性状便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是加速种质材料纯化、缩短育种年限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生物技术育种的两大支柱技术之一。

因此,探索促进育种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建立育种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既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现实考虑,也是顺应世界种业技术创新趋势、快速提高我国种业科技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当前北京市农业和农村科技的重点任务之一。

1.联合体的知识产权约定及流程

联合体打破了传统育种模式中的壁垒,借助科研机构的育种材料,企业成为品种选育的主体,市场成为育种的最终目标。通过明确的知识产权界定,联合体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成为现实。

因此,寻求实现和保障产学研各主体合作共赢的载体途径,是推进我国种业领域产学研结合良性发展的关键。

在3~5年内,联合体将创制DH系2万份以上,经鉴定筛选并提供给合作企业有利用价值的DH系6500份以上;选配杂交组合52000个以上,获得优秀组合100个以上;审定在生产上推广面积300万亩以上。

为了加快北京种业的快速发展,解决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问题,北京市科委打造了DH工程化育种联合体。联合体由北京市科委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种业企业以及中介机构组成,是以DH育种技术为载体,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结合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的工程化育种创新链,是北京市科委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的创新之举。

在美国,育种的产学研结合起步和发展于1970年颁布《美国植物品种保护法》以后,育种创新的知识产权得以保护,育种家和种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推动了育种创新的快速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育种创新在规模、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表现为创新能力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促进育种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的机制缺失,缺乏将产学研结合起来实现共赢的内生性载体途径。当前,我国种业领域的产学研结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DH育种就是利用诱导系诱导、花药离体培养等手段诱导产生单倍体植株,再通过染色体组加倍,从而使植物恢复正常染色体数的育种方法。

1.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支撑和引领种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

参加的企业有中国种子集团公司、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登海种业股份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内着名种业企业;中介服务机构有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路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等。

产学研结合是指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产学研各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组织目标,对科学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分配。各主体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产学研结合成功与否的关键。

联合体通过承接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的创新成果,以市场机制为引导,创新育种组织方式,是推动首都种业产学研合作的创新之举,将快速提升北京市种业科技创新,为壮大民族种业、发展良种工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即便如此,种业巨头企业也非常注重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如先正达与全球400多家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了广泛合作,而这些合作也是以各方利益的分配与保障为基础的,并形成了完善的机制以确保各方的利益:一是采用“垂直合作”的技术合作,以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二是研究内容实用性很强,合作重点放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公共技术知识领域,保证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而不必担心泄露自己的技术秘密;三是合作者还需要对合作研究成果进一步开发才能真正将研究成果变成自己的,这样也减少了在应用研究成果时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看,联合体也是育种领域产学研结合的一次嬗变:不仅促进了育种能力的快速提升,也是理念的升华和机制的更新,它的实践促进了我国育种创新组织的变革,使传统封闭的科研体系变成一种开放的、以联合和合作为基础的现代育种创新体系。联合体的建设提升了科技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领域的服务水平,对促进种业科技进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是一种产学研结合的新型模式,是北京市科委落实“科技北京”行动计划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科技支撑“首善之区”建设的工作创新。

针对我国种业创新能力机制等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做法,笔者提出了打造双单倍体工程化育种联合体的措施,以探索种业产学研结合的载体途径,实现种业创新能力快速提升。

3.种业领域产学研缺乏持续稳定结合的长效机制

DH育种,可以快速获得育种材料,是推进种业产学研结合的有效载体。基于DH育种这一载体,构建技术联合体是推进种业领域产学研结合的正确途径。

思考:寻求实现产学研各主体合作共赢的载体途径

当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建立起了集研发、产业和市场于一体的育种创新链。企业在创新链中占据主体位置,农作物品种的研究和更新70%由企业完成。世界十大种业巨头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利份额达到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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